撰文：井蛙
除了陸地上供應的食物外，供港的食物更多是來自海洋，即是我們常食用的海鮮。在2022年，世界雖然出現過糧食供應短缺的危機，但同年香港的人均肉類供應量（per capita meat available for consumption）仍然冠絕全球，多過西班牙和美國等地。在各種肉類中，以魚類和海鮮的比例佔最多，人均供應量以66公斤排行全世界第一。數據上，每個香港人簡直可以大魚大肉。不過一個三面靠海的彈丸之地，能把如此多食物放進口嗎？對海洋的關注難道只能停留於品嚐水產美食？
餵我！——捉魚與食魚
國際海洋保育及研究員佘國豪，多年倡議淘汰瀕危海洋物種消費。最近，他亦展開一系列瀕危海鮮貿易和魚類普查的研究工作，填補進行教育和環境評估時，研究數據的空白。對於消費海鮮的現象，佘國豪留意到對比歐洲和日本只吃某幾種海鮮的地方，香港是什麽都吃。他指我們進食海洋動物的種類遠比陸地動物多，「陸地得雞牛羊豬，畀你食埋馬？兔？鴕鳥？鹿？最多二十幾種？海鮮則有過百種」。
這種習慣了吃海鮮是理所當然、吃的種類太多的現象，所牽涉的問題是捕魚對海洋生態造成的壓力。佘引述拖網漁民的説法——「日日都掃地（拖網），地下（海底）當然乾淨」，正好呼應了捕魚奪去大量海洋資源的現實。另一方面，養殖海鮮取代捕魚的做法同樣不利海洋生態。佘談到「養殖海鮮比較環保」是個迷思，野生海鮮和所謂養殖海鮮兩者其實定義模糊，因為在養殖某些魚種時，是需要供應3-15公斤的野生漁獲，才能令養殖魚生長出1公斤的魚肉。佘解釋，捕獲野生幼魚作養殖苗種，是奪去幼魚在野外長大和繁殖的機會，令他們在大海的數量減少。為養肥一小撮魚而放棄一大撮魚作魚糧，實際上並不環保。而且，管理不善的水產養殖場，會污染原本的自然環境和用來養魚的水源。更甚，人類還會不計代價，發明物種供自己食用；佘提及「沙巴龍躉係由人工將不同魚混種，混出一種生長速度快，抗藥性，抗菌性極強嘅魚，放出野外似怪獸，唔知點樣影響生態」。
去攞！——規管認證的事
當約八成海鮮都從世界各地進口供港，市民吃下捕獲或生產方式有問題的海鮮，可能也不知道。佘國豪指出，香港本地沒有機制認證海鮮是否環保，即使套用西方的評估做法，也不是完全適合，因為這裏消費的物種實在太多，世界也追不上亞洲、香港消費種類之多。單單是石斑這個魚種，就有約200個種類，目前還未為全部種類評估。佘表示，由於資源、技術和學術的限制，認證機制面臨重重困難，例如潛水開支大，難以招攬同時懂得潛水和研究魚類的人員，以及某些海洋物種的研究未成熟等。同時，香港亦缺少對應海鮮貿易相關的法例。余指出，從環保角度出發規管進口食物的法例，只有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》 （第586章）。但在條例中，鯊魚和蘇眉等這些有需求卻面臨瀕危的海洋物種，仍然沒有被完全禁止商業性貿易。
連瀕危物種也未受保護的情況下，佘很多時候會先要求餐廳和酒店，尤其是有可持續發展部門，以及跟隨ESG（環境、社會和管治）指標的國際企業公司，參考環保海鮮指引，放棄供應指引中標示為紅色的瀕危魚類，改為供應綠色或黃色標示的無危物種。他直言「酒店要賺錢，係經過計算先將瀕危物種淘汰」，實踐環保也要顧及商業化的成本考慮。不過，環保海鮮現時已經不像人們想像中昂貴，佘解釋「以前啲人覺得環保海鮮即係有機，會貴一啲。而家就多元化，始終海鮮嘅種類，有蝦、蟹、魚、蜆、貝、蠔、蚌，多元化就會變得越來越平。」
選擇有國際環保認證標籤的海鮮也可以是一種支持環保的方式，但佘坦言，認證標籤並不完美。一些認證標籤組織亦受到批評，Netflix紀錄片《漁業陰謀》（Seaspiracy）就揭發世界自然基金會（WWF）海洋管理委員會認證計劃（MSC）的透明度低，以及牽涉勾結商業利益的問題。西方社會由以往支持認證標籤，發展到現在對認證制度抱持懷疑的態度。不過在佘的眼中，這些爭議是件好事，也是悲觀中的希望。「Seaspiracy 帶出呢點係想 NGO、認證制度進步。由一個第三方角度睇令 NGO、認證進步，唔代表認證呃人，要推倒重來……如果嗰個人本身就唔會信 MSC，可以繼續鬧，或另立門戶做得比 MSC 好，唔係嘅話太極端。」他指出「其實市民、餐廳、酒店不知不覺已經用緊 MSC，MSC 應該要進步，認證呢條路應該要繼續行」。
點喎？——與海無關，與你有關
理想中，佘國豪認為海鮮需要有認證，並有政府參與監管，加上 NGO 做評估告知大眾，令大眾明白自己在食什麽品種，才有可能持續地消費海鮮。而認證的前提是有研究數據支持，佘表示我們沒有保護海洋的意識，歸根究底是無知的結果，他表示「我哋對太空嘅認知比對海洋嘅認知仲多。因為冇人肯資助、畀資源，缺乏研究，所以難做評估認證」。他強調要投放資源研究海洋，才能突破對海洋的無知。
若有心保護海洋，又該怎麽做？佘分享有消費者問他：「如果全部人都move去食WWF環保海鮮指引中嘅綠色魚（無危魚種），是否代表可持續？」就此他回應，WWF每隔幾年就會做認證檢查和更新，如果無危魚種是長吃長有的話，覺得沒有問題。有本地海洋保育機構提供針對個人消費者的指引，如「識揀海鮮」的《街市活珊瑚魚圖鑑》、環保海鮮餐廳和網店等指南，佘正正希望讓有心人使用，就像出街帶水樽、餐具和環保袋。他又回想與一家人食飯時，會預先向餐廳説明不吃魚翅。但當時餐廳經理強硬推銷，說「魚翅係好嘢」時，他就出招，表明全家魚翅敏感，最後餐廳才剔去魚翅。余倡議不食魚翅二十多年，淘汰魚翅的意識近年才漸漸為人所知。他表示現時會將保育目標轉移至部分屬於瀕危物種的海參、花膠和石斑。
後記：井蛙講海
南海魚危機
據《Ocean Asia》和《The Pacific Review》研究報告，就在香港附近的南海，正因養殖海鮮對魚糧的需求而過度捕魚。加上南海領土爭奪不斷，各國利用捕魚和填海活動，霸佔宣稱所擁有的海域，不顧海洋環境受到破壞。未來的海水溫度若隨全球暖化而上升的話，商業魚類和無脊椎動物物種數量會大幅下降，破壞整條海洋生態鏈。最後受波及的，就不僅是靠海為生的南海漁民，亦是依賴95%進口魚的香港。
無可避免的資本主義
透過海鮮產品認證的力量來避免海洋資源過度耗盡，看起來是否有點眼熟，「新自由主義」下的市場再次找到為了讓自身立足的自我調節機制，延續生產與消費的無限循環。企業擁護「認證標籤」機制，付費進行認證，為公司品牌塑造環保的形象。當認證機構需要大量資源審查，同時希望普及其認證系統之際，往往容易形成利益衝突。
「漂綠」問題正由此誕生，企業為求保護自身利益，資助能為其作「環保認證」的組織，不惜隱瞞、誤導或分散公眾和消費者視線，例如響應某方面的「環保」，粉飾或迴避其在生產與鼓吹消費時，破壞環境的重要角色。其中，跨國食品加工巨頭JBS，就因沒有實際具體的減排政策，令其美國子公司在2024年被起訴「從虛假和非法的環保行銷行為中牟利」。
協助或主動請纓「漂綠」企業的環保組織，亦被批評與商家勾結。WWF被媒體指收取「報酬」，為各大肉類食品企業包括JBS合作改善公司形象，惹來爭議。環顧市場急功近利，環保組織依賴企業資助，除了失去探究更好的可持續策略的空間，某程度上也在逃避面對「在現時的資本主義制度下，生態可持續有可能嗎？」、「環保本身可行嗎？」這些更大的問題。
升級版認證
透過海鮮產品認證的選購產品的人仍要作出個人選擇，三思購買的食物是否對環境負責，又要判斷商品是否遭漂綠，是目前市場對環境議題的回應——將保護環境的責任轉嫁給消費者。但以「道德消費」改變問題的根源，不但單向，抉擇過程更變得繁複。直接讓大型、承諾有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商對生產過程負責，想必才是更全面的改變。歐盟最近更計劃定下防止「漂綠」的「碳移除驗證框架」（Carbon Removal Certification Framework），制定環保認證的準則，將認證標準化，可謂環保策略中值得關注的一步。
在海洋的議題上，歐盟2023年通過《漁業管制條例》（EU 2023/2842） 修例，規定歐盟銷售的海鮮從2026年開始，必須提供產品追溯資料，包括原產地、生產方式、永續性及碳足跡。有小規模漁業和歐洲漁民表示，原則上大致支持政策，但仍擔心會被政策邊緣化，憂慮會為滿足規定而需面對資金、技術上的困難。
浪費的幾個理由
香港每日剩下大量可食用的食物，最後送到堆填區的「垃圾」當中，正正就是廚餘佔得最多。對此，香港政府的對應方向，是推廣惜食的消費文化，呼籲有能力大魚大肉的市民，不要浪費如此豐盛的食物。但在剩食金字塔中，仍有多層策略，防止食物下跌至金字塔底，徹底淪為浪費，包括將過剩的食物資源分配給有需要的人。不過，環保組織卻發現超市寧願以𠝹開食物包裝及淋水的方法，棄掉滯銷的食品。無論食肆是為了避免負上賣「過期」食品的法律責任，還是想保護產品的商業價值，抑或是覺得直接棄掉的成本較低，難道就能合理化做「大嘥鬼」嗎？
2015年，一眾食物銀行和捐贈食物的團體，曾向立法會的環境事務委員會倡議設立《好撒瑪利亞人食品捐贈法案》，保障出於良善意願的食物捐贈者免於承擔不必要的法律責任，讓可用的過剩食物資源可在社區中流動使用，盡量避免食物成為「廢物」。但委員會在該年度最後交代回應的文件中，就只有實行「綠在區區」計劃的進度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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